公元1058年:柳永词为什么时好时坏?

楔子

你好,这里是《文明》节目,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58年,北宋嘉祐三年;大辽清宁四年。

这一年,大臣们就跟约好了似的,开始就同一个问题给皇帝宋仁宗添不痛快。什么问题啊?关于皇储的问题。

宋仁宗以前生过3个儿子,但是都夭折了。你今年可49岁了,奔5了啊,你们老赵家此前的皇帝可都没有超过60岁的,你自己身体状况,自己心里也清楚吧?

前年,也就是1056年,大年初一仁宗在朝堂上发病,差一点就驾崩了。两年时间过去了,大臣们有共识了:皇储问题绝不能再拖了。必须敦促皇帝,赶紧在皇族中找一个男孩,为国家预备一个接班人。

站出来说话的人很多。比如范镇。这位很有名,二十四史中的《新唐书》就是他和欧阳修等人一起修的。他为皇储的事儿,几年前就开始上奏章,前后写了19份,头发都急白了。见了皇帝就哭,仁宗性格好啊,也跟着哭。哭是陪着哭,但是皇帝的心态还是不一样。一方面,仁宗下了班之后,到后宫还努力呢,毕竟也正当年;另一方面,努力也有成果,后宫确实也有人不断怀孕,不到瓜熟蒂落的那一天,你非说他就生不出儿子,皇帝心里也不服啊。所以,两个人哭到最后,仁宗说,我知道你是个忠臣,你说的话也不错,但是你能不能在等我三两年,给我机会,我再试试?

到了今年,范镇又来了,张嘴就说,你不是许给我了吗?不是说好了等你两三年吗?时间到了现在总该办了吧?你看,就这么紧盯不舍。仁宗脾气再好,你天天说他一个大男人生不出孩子,他也脸上挂不住不是?

范镇这还算好的,还有一位出手了,那就厉害了——包拯。

包拯今年也是跟皇帝说,不能拖了,您得立个太子了。仁宗说,那你觉得该立谁呢?包拯一听就急了,说你不能这么问,你这么问,就是怀疑我的动机。好像我是要烧谁的冷灶,讨好未来的皇帝似的。我这么大岁数了,而且没儿子,我不是为自己家族的未来邀宠,我动机纯洁得很。

这个地方我要插一句。包拯怎么说自己没有儿子呢?包拯确实有儿子,但1058年他说自己没有儿子,也是实情,他大儿子二十岁就死了,他有个小儿子,是1057年妾室生的,但这个妾室生孩子,包拯并不知情,是偷偷被孩子的大嫂养着,两三岁才认了亲的。

你看,包拯虽然耿直,但是政治敏感性特别高。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,仁宗给他挖这么大坑,他是不跳的。

其实,大臣们并不是杞人忧天。从这一年开始,仁宗的身体确实是一直在走下坡路,5年后,也就是1063年他就驾崩了。这个话题我们暂且按下不表。

这一年,我们《文明》节目要说的,不是宋仁宗的死,而是另一位宋朝大名人的死。他就是大词人柳永。

柳永的词真是写得好啊。最著名的《雨霖铃》,我们上中学的时候都学过。“寒蝉凄切,对长亭晚,骤雨初歇。都门帐饮无绪,留恋处,兰舟催发。执手相看泪眼,竟无语凝噎。念去去,千里烟波,暮霭沉沉楚天阔。多情自古伤离别,更那堪,冷落清秋节!今宵酒醒何处?杨柳岸,晓风残月。此去经年,应是良辰好景虚设。便纵有千种风情,更与何人说?”

遥想当年,多少少年心事,都在这首词里了。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宇宙中,写离别这个场景,这首词应该是最有名的一篇了。

但是问题来了:如果你去看各种百科,里面写柳永的卒年,通常标的都是1053年。诶,为什么我们会在1058年来聊柳永之死呢?

柳永之死

我们先来破一个案,大词人柳永到底是哪年去世的?

很多书上写的都是1053年,这是文史大家唐圭璋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一个说法。大概的考证思路是这样的:首先找到了一份记载,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在当润州地方官的时候,发现柳永死了,但是还没有安葬,就到处找柳永的后人,找不到,所以王安礼就出钱把柳永给安葬了。古人死了,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,暂时不能入土为安,就把棺材先寄放在一个地方,比如庙里,然后找机会再安葬,这是常有的事。比如杜甫,公元770年去世的,死在湖南,他儿子没有力量安葬他,一直等到杜甫的孙子,才靠四处乞讨,把杜甫的灵柩运回河南安葬。从死到下葬,这中间有40多年。古时候,这种事很常见。

那柳永死了多少年才被王安礼安葬呢?找,找,找,又找到一个很间接的证据,有人说,见过柳永侄子写的柳永的墓志铭,上面说的是,柳永去世后二十多年才得以安葬。

好了,那王安礼在润州当官是什么时候呢?这个就好查了:宋神宗熙宁8年,公元1075年。那1075减去20年,这是1055年。但是,墓志铭上也没说是20年整啊,说的是20多年,那就毛估估,再多算两年吧:柳永大概死于1053年,就是这么考证出来的。

虽然得出的只是这么个数字,但是唐圭璋先生考证这个问题,在中国词学史上可是个大事。为啥?因为他拓宽了文学研究的眼界。一个文学的问题,不能局限在文学内部,要放眼到整个社会图景里去看,才能找到答案。

那这个答案对不对呢?后来的学者沿着唐圭璋先生开拓的这个思路,又提出了新的见解。我手里的这本书,是薛瑞生先生的《柳永别传》,这里面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考证思路。他不是冲着原来的证据直接去的,而是找到了另外一个线索:柳永的儿子,柳涗(shuì)。

资料显示:柳涗是1063年中的进士,然后一直当官。这个线索可太重要了。它至少说明三点:

之一,柳永是有儿子的,前面介绍,他还是有侄子的,而且这两个人都中了进士。这样的家族,死后没法安葬,还要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在20多年后出钱去替他办这件事?这种情况,可能性不大。所以,柳永死于1053年这个推断就立不住脚了。

第二,柳涗是1063年中的进士,那么之前的27个月内,柳永不可能死。因为按照那个时代的规矩,父亲一死,儿子要守孝三年,至少是27个月,柳涗就不可能参加科举了。

第三,有记载,1067年,柳涗按照正常程序还晋升了一次。如果是守孝期间,这当然也不可能。所以,柳永也不可能死在1063到1067之间。

详细的考证过程我这里不细说了,总之,薛瑞生先生的整个考据过程非常细密,这篇文章叫《柳永卒年及葬地考》,如果你想了解高水平的历史考据,可以自己去看这篇文章。总之,最后的结论是,柳永不可能死于1058年之前。你看,这才是我们要在1058年说柳永的原因。

果真如此的话,那柳永至少活了73岁,也有可能活到了80多岁。作为被柳永深深打动过的人,我是打心底里愿意听到这个好消息的。

我之所以要介绍一下这个考证过程,就是想请你来感受一下:即使只是一个文学问题,也必须回到当时的社会条件、人物处境、制度文化的环境下,才有可能逼近真相。比如刚才这两段考证,就牵涉到了当时的丧葬习俗和守孝制度。只用文学眼光,或者“大词人”这一个标签,是看不到真实的柳永的。

好,如果你接受这个前提,我们就再来问——柳永是谁?柳永身上有很多个之一。我们一层层地来看。

首先,他是词中“婉约派”的头号大宗师。一想起婉约派的词,最著名的意象就是:“十七八女郎,执红牙板,歌‘杨柳岸,晓风残月’。”对应的,豪放派词的意象就是“关西大汉,铜琵琶,铁绰板,唱苏东坡的‘大江东去’。”你看,连婉约词派大门上的招牌,用的都是柳永写的句子,他的江湖地位能不高吗?这是门派内的地位,那跳出一层看呢?站在整个诗词创作的历史上看呢?

柳永还有一个之一:他是慢词,也就是长篇词的开拓者。柳永之前,词的创作一般都是小令,一般都在60个字以下,而柳永的词,有一半都是长调。最长的有200多个字。是柳永开启了长篇词的传统。

那再跳出来一层呢?不仅是词的历史,从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看,柳永身上还有一个“之一”,就是那句话了:“凡有井水处,皆能歌柳词”。用今天的词儿说,柳永就是最受普通人民群众喜爱的著名作家,是中国之一个流行文化巨星。前些年有人夸金庸的武侠小说,就说他是“凡有华人处,皆读金庸书”。你一听就知道,这是形容柳永那句话的翻版。像柳永这样的文学家,在此前的中国文坛上是不可能有的。这种情况只有在宋代市民社会才有可能出现。真是时势造英雄啊。

那如果再跳出文学界呢?柳永身上其实还有一个“之一”,那就是中国之一个被市场,而不是官场养活的知识分子。

在柳永之前,虽然也有像唐代李邕、韩愈那样的人,靠给人写文章挣了很多钱。但是,这些都是他们正式官俸之外的收入,他们并不以此谋生。

而柳永就不一样了。柳永身上,有一整套完整的市场故事。故事不见得是真的,但这就是柳最终定格在历史上的最终形象。

之一个故事是皇帝不要他。柳永因为年轻的时候在青楼里面实在过于有名,连皇帝都知道他的名气。所以他参加科举考试,皇帝一看他的名字,就问,这是那个很有名的柳永吗?说是啊。皇帝说,“且去填词”,就专心去填词吧,我这里不欢迎。柳永一听,说,好嘞!从此在歌楼舞馆里面干脆就把招牌亮出来了,说,我这填的词不一样,我是“奉旨填词”。你看,柳永靠市场讨生活,那真是走投无路啊:皇帝替他关了一扇门,青楼为他开了一扇窗。

那柳永挣谁的钱呢?这就是他身上的第二个故事了。挣的就是青楼女子的钱。柳永写词给她们唱,或者干脆就写她们,都能抬高这些女孩子的身价。创造价值,就能分享价值,所谓“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”。

还有第三个故事,说的是柳永死的时候,没有钱办后事,结果是一群青楼女子凑钱,把他给葬了,然后每年春天的时候给他上坟,还给这个仪式起了一个名字,叫“吊柳七”。青楼女子对柳永的爱戴越传越神,到了明朝的时候,冯梦龙写《喻世明言》,干脆编了一首歌,我给你念念:“不愿穿绫罗,愿依柳七哥。不愿君王召,愿得柳七叫。不愿千黄金,愿中柳七心。不愿神仙见,愿识柳七面。”

你发现没有?这三个故事是环环相扣的:柳永被从官场仕途驱逐出去,这是英雄遭迫害;但是,柳永有能力在市场中存活,活得还挺好,这是英雄得胜利;柳永还赢得了顾客的尊重和关照,这是英雄被爱戴。柳永在看似最不可能诞生英雄史诗的地方,偏偏就成就了一番英雄事业。完美!perfect!编剧都编不出这么完美的创业故事。

好了,传统的柳永形象,到这里也就定型了,如果你要拍一部爽剧,主角是柳永,你想他是一幅什么模样?想必是:他,一袭白衣落拓不羁,他,一脸倦容酒色掏空,他倚翠偎红,左拥右抱。如果这些女孩子需要填词,那他肯定是才思泉涌,挥毫立就,然后就是吃穿不愁。

那你猜,真实的情况会是这样吗?

柳永的生意

柳永走不了仕途,所以只好流落在青楼,为那里的姑娘们填词。在很多人的想象中,这是一个非常风流快活的画面。

其实,只要有一点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,仕途不好走,青楼也不会轻松。整个社会都是按照“供给”和“需求”的链条连接起来的。如果在官场,那么链条中流淌的是权力和地位,如果在市场,那么链条中流淌的就是金钱和利益。在什么链条中生存,就要遵循这根链条的规则。获得什么好处,你就要对好处的来源负责,并接受这个环境的驯化。

比如,我们前面提到的,唐代的韩愈给人写墓志铭挣钱,结果落下一个名声,叫“谀墓”,谀是阿谀奉承的“谀”,墓是坟墓的“墓”,说白了就是吹捧死人。但是,只要韩愈拿了人家这钱,就得这么做。总不能说,钱你收了,然后一抹脸,说我可要秉笔直书喽?这可不是有道德,这恰恰是不讲商业道德。

而且请注意,这和你有钱没钱没关系,跟你从事的艺术有多高雅也没关系,在市场环境中,你就必须遵守市场的规则。我举个例子。这幅画是齐白石画的,作于1953年。据说,是有个朋友找齐白石画画。齐白石本来就以抠门闻名,这位朋友更抠,只拿来两块钱求画。你想,齐白石当时什么地位?87岁,名满天下,你拿两块钱来求画?齐白石给他画了三片咸鸭蛋。一边画一边生气,钱也太少了,其中一片咸鸭蛋只画了个空蛋壳。求画人看画小,又掏出五个钱让加只蝈蝈。齐白石说蝈蝈十个钱儿起步,你这5个钱嘛,得了,给你在碗边加只苍蝇吧。据说,后来这幅画拍卖的时候,因为这只苍蝇,还加分了。但是在画的当时,蝈蝈就是蝈蝈的价码,钱不给到,就只能画苍蝇。这就是规矩。在书画界,这种规矩不能破,否则,你对花10个钱画蝈蝈的客户怎么交代?

打个岔,书画界的这种作风,要感谢清代画家,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。郑板桥就公开说,要我写字,“大幅六两,中幅四两,小幅二两。书条、对联一两。扇子、斗方五钱。什么礼物、食物,一概不要,只要现银子。”这话还不是写在纸上的,而是刻在碑上的。少废话,只认钱。

郑板桥开了这个风气之先,后来的书画家,基本都是这样,明码实价而且话还说得硬气。比如黄永玉就公开贴出来:“画、书法一律以现金交易为准。钞票面前,人人平等。当场按件论价,铁价不二,一言既出,驷马难追。纠缠讲价,即时照原价加一倍,再讲价者放恶狗咬之,恶脸恶言相向,驱逐出院!”

据说,还有一种软一点的 *** 。就是老师负责画画写字,老师是性情中人,不跟你谈钱,画完、写完,送你了!拿走!什么钱不钱的?但是不好意思,这样的字画上面是没有盖章的,也就是没有市场价值的。你要盖章,老师就会说,哟,图章在你师娘手里呢,你去找师娘吧。你去找吧,这时候师娘就会出场跟你谈价格。

请注意,我这不是在谈趣闻轶事,而是想让你看到一个文化市场自然演化出来的行为模式。

我们今天确实看不到柳永当年在宋代的青楼里是怎么做生意的了,但是按照常识,可以大体推想得出来。而且一旦你把它理解为生意,你会发现,围绕柳永的很多现象,就可以解释得通了。

比如说,柳永的词,我当年读这本《乐章集》的时候,就有一个强烈的感受,就是里面的水平波动也太大了。其中有《雨霖铃》那样的千古名作,有《八声甘州》那样的脍炙人口的佳作,就是那首“对潇潇暮雨洒江天,一番洗清秋注。渐霜风凄紧,关河冷落,残照当楼。”

但是整个集子可是有200多首词呢,整个翻下来,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平庸,甚至是庸俗的作品。但是过去我是没怎么在意这一点的。因为所有的作家都这样啊,不可能每一篇都好嘛。

但是,如果你把柳永看成是一个在青楼里填词谋生的生意人,而不是搞创作的文人,再去看这些平庸之作,突然发现,嗨,冤枉柳永了。这些词,不是文学作品,而是柳永写的营销软文。

我举个例子,这一首《昼夜乐》,“秀香家住桃花径。”这秀香姑娘,叫什么名字,住哪儿,我先交待了哈。“算神仙、才堪并。”就是有才,有才得跟神仙似的。吹过了?软文嘛,过点儿怕什么?“层波细翦明眸,腻玉圆搓素颈。”样子好看,从眼睛写到脖子。“爱把歌喉当筵逞。遏天边,乱云愁凝。言语似娇莺,一声声堪听。”这段主要说的是秀香姑娘的歌儿唱得好。

接着下片:“洞房饮散帘帏静。”酒席散了,“拥香衾、欢心称。”这就写到更私密的空间了,搁正人君子看,简直又露骨,又不堪,节目里我就不能细讲了。但是毫无疑问,这样的词,自然算不上佳作。但是,你把它看成一个广告,它就合格了。

你可能会说,你怎么能这么武断?怎么这就是广告了?你去翻这本《乐章集》,有一个词牌叫《木兰花》,柳永一连写了四首,每一首一开头都跟刚才那首“秀香家住桃花径”一样,开头就点名字,然后一通猛夸。比如“心娘自小能歌舞”、“佳娘捧板花钿簇”、“虫娘举措皆温润”、“酥娘一搦腰肢袅”。有人说,这是柳永写给姑娘的爱情诗。谁写爱情诗,给每个姑娘的格式都一样啊?而且是明知道会被传扬出去,还写得格式一样啊?

我为什么推测这是软文?

首先,这符合广告的写作手法。今天的广告、短视频文案也是一样,最重要的先说。所以起手就是姑娘的名字。

其次,其中有几首词,不仅吹嘘姑娘的才色,甚至还报价格。比如,心娘那一首就说:“王孙若拟赠千金,只在画楼东畔住”,你要是给钱,我就告诉你她在哪儿住。再比如,酥娘是“而今长大懒婆娑,只要千金酬一笑”。你说这是爱情诗?有这么写自己的爱人的吗?

还有一点,你想过没有?柳永之前,很少有被写进诗文而且留下名字的*,拼命想也就想起来两个:南北朝时候的苏小小和唐朝的薛涛。这说明,在那个时代在诗词中写女性,可以代指,可以虚指,一般不提倡直眉瞪眼地写名字。但柳永的词集里面,就有6位:秀香、英英、虫娘、心娘、佳娘、酥娘等。我们可以合理推测:这是客户的要求。你看,因为是你柳永写的,所谓“一经品题,声价十倍”嘛,所以,能满足客户的需求,客户给的钱才多啊。

这也顺便解释了另一个问题:为什么柳永有的写*的词,写得又低俗、又露骨。这不是人家柳永不会高雅。连苏东坡都点赞柳永,说柳永的有些句子:“不减唐人高处”。但是,广告,有特定的使用场景,就是要追求这种效果。我要是秀香,我也提这样的要求。我不要什么“霜风凄紧,关河冷落,残照当楼”,我就要“无限狂心乘酒兴。这欢娱,渐入嘉境。”这样客人才听得懂嘛。客户需要什么,我们就给什么,这才是生意嘛。

把柳永的词理解为一桩生意,还能解释一件事:柳永的词集有一个特点,就是用的词牌特别多。他留下来的词一共是212首,用了126个词牌,平均一个词牌只写上1.68 首就不用了。而像大词人也是宰相的晏殊,平均一个词牌用3.7次。柳永用过的很多词牌,在历史上也只有他一个人用过。

我看过去的解释通常都是说柳永创作力特别强,所以愿意创新。但如果从生意的角度来看这件事,答案也很简单,还是那四个字:“客户需要”嘛。 据说那些青楼教坊里搞音乐的人,每次拿到新曲子,马上就跑来求柳永,来吧,帮我们填词。

这跟那些精英士大夫就不一样了。像晏殊那样的宰相,写词就是个玩,所以愿意挑自己写熟了的词牌写。而柳永要挣这个钱,就必须尊重客户的需要。你们要我填哪个,我就填哪个。那可不就很分散吗?姑娘们也一样啊,愿意花钱给柳永的人,肯定是希望能创作一首自己的标志性的保留曲目。我这儿还有一个旁证:唐朝有一个歌妓,夸下海口说,我能背诵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,我能跟其他女子一个价格吗?你看,产品的差异性,这是这个市场的强烈需求。

从市场需求的视角,还能解释一个事,就是柳永为什么要创作那么多慢词,也就是长篇词?

过去,这个现象,都是从词这个文学体裁的演化角度来理解的。但是你想,柳永主要挣谁的钱?歌女的钱。那是挣普通歌女的钱,还是头牌名歌女的钱?当然是后者。这是文化市场的一个特点,市场一繁荣,自然就会产生头部明星。她们掏得起钱,也愿意花钱来维持自己的地位。这就带来歌词作品的一个重要变化。

在柳永时代之前,歌词和歌唱都是以酒宴为核心的。有点像今天的酒吧歌手:客人来酒吧,有自己的社交主题,歌手在旁边助唱,只是我们的伴音。所以当时的词就是小令,一般不超过60个字。“令”这个字的原义,就是发一个信号,唐朝摆酒宴,唱一曲,劝客人喝一杯,一曲歌就是发一个信号,所以叫小令。所以你看,这个时候歌曲只是社交的附庸。

但是,当市场演化出头部的明星歌手之后,情况就变化了,歌手和她的舞台变成了核心。大家今天之所以来,就是为了听某某姑娘唱柳永为她写的曲子。那歌曲就不是伴音,而是全场的焦点了。那自然,观众就要听得长了。就像在过去戏园子里,名角儿来了,你不唱一大段,观众不过瘾嘛。

这个时候柳永的本事就显出来了。小令为什么是60个字以下?因为文人习惯写诗,而律诗中最长的七律也就56个字。文人把写诗的本事拿出来,稍微增减一些字,就是长短句的词了。但是如果更长,100字甚至到200个字,这就是一般会写诗的文人驾驭不了的了。对,篇幅不一样,对写作难度的要求完全不一样。

我过去在电视台工作,就知道,时间长度不同,一个电视片对编导水平的要求完全不一样。如果是一两分钟的片子,把主题信息说清楚就行了;如果三五分钟,光说清楚主题就不行了,得有关键的细节;如果十几分钟的片子,就得有很好的结构设计了;如果是30分钟以上的片子,那考验的就是编导对节奏的把握了。你看,时间越来越长,主题、细节、结构、节奏,这些要求是逐渐加入的。所以,虽然我们不懂音律和填词,但是柳永能驾驭那么长的慢词,这其中的技术含量是极高的。

好了,说了这么多,我不是否定柳永的文学性。但是文学和市场,这是两股完全不同的力量。

文学提供的演化动力,就是不甘平庸,就是求异,我别出心裁,才显得出老夫手段。但是怎么不同呢?市场会提供另一个维度的演化动力,根据客户的需求,找到求异和别出心裁的方向。这两股力量合起来,我们就能理解柳永的词为什么忽高忽低,大雅大俗。

时代之眼

我手里的,是顾衡老师写的《西方艺术史》,是我见过的更好读、最有趣的艺术史。为什么?因为这本书贯穿了一个概念,叫“时代之眼”。这是英国艺术史学者巴克森德尔提出来的词儿。简单说就是:你解读一幅作品,不能上来就看作品,而是要先假设有这么一副眼睛,能够穿越回画家创作这幅作品的时代,看看他为什么这么创作。

用上时代之眼,同样一幅作品,你能在上面看到的东西,那可就多喽。我举个例子。

比如伦勃朗的《夜巡》非常有名,它为什么会画成这个样子,人物为什么会这么排列?表现了什么主题?你要是只从这画上解释,也可以写好长一篇论文。比如说,看见这幅画里的小女孩了吗?我就看过一个解释说,甭问啊,一大群老爷们里面画一个小姑娘,这是一个隐喻啊,光明和真理的化身啊,伦勃朗是荷兰人,这是为了唤起荷兰人反抗异族统治的光荣记忆。反正伦勃朗也不能活过来反驳。你说是光明和真理,大家也只好点头。

但是如果用时代之眼看这幅画呢?

这幅画创作于1642年,当时的荷兰是新教国家,所以,画家的客户就不再是罗马教会了,而是市民阶层了。用我们今天的话说,就是ToB生意变成了ToC生意。这幅画就是荷兰的一个民兵组织,一人凑了1600荷兰盾,集体委托伦勃朗创作的一幅画,相当于今天我们一个俱乐部搞活动,请人来拍一张集体照。

因为每个人都出了钱,而且出的钱数也一样。画家就必须要让每个人都满意,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画上是C位。所以,伦勃朗先是雇了几个打酱油的,把他们放到阴影里去当衬托。然后又在画面中添加了一个浑身通亮的小姑娘,让她成为第二个光源,以避免后排的人太暗。这个小姑娘就是这么来的。

你看,这些创作动机,其实和艺术没有关系,它是市场和客户提供的作用力。

还有一点,这幅画叫《夜巡》,也有人分析,说这肯定画的是民兵队晚上巡视城市,你看,黑黢黢的,他们一个个整装待发呢。其实,这幅画之所以叫《夜巡》,是18世纪的事儿。原来这幅画画的是白天,因为挂在大厅里,被取暖的炭火熏了100多年,把画面熏得暗暗的,让后来看画的人误以为这是夜里。所以,这个名字起得也是个误会。

这就是“时代之眼”的力量。它不仅让我们穿越回历史现场,更重要的是:它让我们完成了“维度展开”,我们有可能从更多的角度来理解一个人、一桩事。

比如今天我们面对柳永。我们先别忙着画地为牢,一看名字柳永,哦,词人,文学家。那马上推导,他的词就是文学作品啊。再推导:文学作品那自然就是他的自我抒发啊。我们这代人,从小就被训练,面对一篇文章要总结“中心思想”,对啊,你写了个东西,你总是要表达一点你内心的东西吧?再一看,你写了个姑娘,把姑娘写得那么好看,甭问啊,你肯定是爱上她了啊。这是爱情词。再一看,你写得那么俗气,甭问啊,你写得俗,是因为你内心俗啊。再推导,你为啥内心俗?肯定你人品有问题啊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里就这么评价过柳永,说他是个轻薄的人。

你看,这一路推导过来,表面上逻辑都没问题,但实际上是在一个狭窄的巷道里闭目狂奔,对社会的丰富性、协作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元性视而不见,结果就把一切都符号化、标签化、扁平化了。就像画家毕加索说过这么一番话:“当艺术评论家聚在一起的时候,他们会讨论范式、架构和涵义。而艺术家聚在一起的时候,他们会谈谈在哪儿能买到便宜的松节油。”你看,真实世界的维度之多远超旁观者的想象。

我们今天借着柳永这个话题,请出“时代之眼”这个 *** ,就是想看到:

一个人在那里说话,他有可能是在表达,也有可能是在谋生;他正在做的,可能是生活,也可能是生意;一个作品是这幅样子,有可能是锐意创新制造的结果,也有可能是腾挪躲闪导致的意外;一个作品的价值实现,有可能是作为艺术被载入史册,也可能是作为产品交付完成,为作者赢得了一顿饭或者几吊钱。明白了这些,我们再去打量一下柳永的背影,我们就会觉得,什么风流、低俗,想用这些字眼来总结柳永,也太苍白了。

青楼中的柳永,身负绝世才华,仕途突然被阻,本来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处境,但他居然能想到办法,用一支笔挣钱养活自己。这样的人,一边解决眼前的问题,一边超越当下的时空,留下那么多不朽的诗篇,这样的人生,已经非常光华夺目了。

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人。他也写歌词,他也非常受普通人欢迎,他还是登堂入室被认可为文学家。那就是2016年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,美国流行巨星鲍勃迪伦。

当他得知自己获奖的时候,还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,日程有冲突,没有办法亲自去领奖,所以他写了一封书面的获奖感言,由美国驻瑞典大使代为朗读。其中有一段,是这么写的:

当我在世界巡演过程中收到获奖信息时,我花了好一会儿去确认这个信息,我当时就想到了那位在文学史上拥有伟大形象的莎士比亚,我想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剧作家,他认为他写的文字并非是进入文学,而是为戏剧舞台而生,是为了言说而不是阅读,当他在写《哈姆雷特》时候,他一定在想这些问题,“谁是适合演这个角色的演员?”“演出资金到位了吗?”“舞台现场足够容纳观众吗?”他的创作才华当然无可置疑,但他还是需要去关心这些问题,甚至在他脑海中最遥远的一个疑问是,“这是文学吗?”与莎士比亚一样,我常常被音乐创作和日常杂事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精力,“谁是更适合唱这首歌的人?”“这个录音室更适合这张专辑吗?”“我唱的音准对吗?”400年过去了,有些事并没有变化。并且,我不止一次的问自己,“我的歌曲创作是文学吗?”要感谢瑞典文学院,不仅愿意去考虑如此复杂的问题,还最终给出了如此精彩的回答。

是的,柳永、莎士比亚、鲍勃迪伦,他们写下的东西是不是文学?这个问题,他们自己只是偶尔会想。他们一直在聚焦的,都只是运用自己的才华,解决自己的难题。

好,这就是在公元1058年,我为你讲述的柳永的故事。根据考证,这一年,他肯定还活着。他很有可能还会活10年以上,一直到80多岁才去世。祝他健康长寿,祝他心情好。

我们公元1059年,再见。

致敬

本期节目的最后,我想致敬明代的词人杨慎,学问非常博雅,甚至有人说他的学问是明代之一。杨慎这个名字你可能不熟悉,但他有首作品,你肯定特别熟悉——

“滚滚长江东逝水,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。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渚上,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。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。”雄奇吧?

没错,就是放在小说《三国演义》开篇的那首定场诗,杨慎的《临江仙》。这么雄奇的词,配得上三国争霸的风云激荡。

但是,我再给你念一篇他写的散曲《水仙子》:“今夜风光堪爱,可惜那人不在。临行多是不曾留,故意将人怪。双木架秋千,两下深深拜。条香烧尽纸成灰,莫把心儿坏。”怎么样?够俗吧?

难就难在这里:一个人要博雅就能博雅,要浅俗就能浅俗。

致敬杨慎,致敬古往今来,所有的跟大词人柳永一样的“拿得起,放得下”。

参考文献:

(宋)李焘撰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,中华书局,2004 年。

(宋)柳永:《乐章集校注》,中华书局,1994年

(明)冯梦龙 编 许政扬校注《喻世明言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 ,1958年。

(清)叶梦得:《避暑录话》, 山东人民出版社,2018年

顾衡:《西方艺术史》,新星出版社,2024年

张琼:《传承与革新——柳永词考论》,中国书籍出版社,2021年。

薛瑞生:《柳永别传:柳永生平事迹新证》,三秦出版社,2008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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